近日，吉尔吉斯斯坦相关部门逮捕中资企业科明资源集团中国籍CEO，指控其矿山作业造成大规模环境破坏，并向当局提供虚假信息。作为“一带一路”沿线重要国家，中国近年来在吉尔吉斯斯坦投资了大量基础设施及矿业项目，包括道路、工业园区和资源开发等，该事件引发广泛关注。

走出去智库（CGGT）特约法律专家——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主任毕文强和涉外事业部主任薛高阳认为，吉国对科明资源集团的指控并非单一的生态违规，而是违法和民生侵害的叠加，每一项指控都对应着当地社会情绪的积累。该事件本质上是传统出海认知与海外复杂运营环境的系统性错配。中企需以该事件为镜鉴，实现三大认知维度的根本性突破，摒弃路径依赖，构建与全球化运营相适配的思维体系。‌

中企如何应对地缘风险？今天，走出去智库 (CGGT)刊发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毕文强和薛高阳的文章，供关注跨境投资风险的读者参阅。

要点

1、中企在吉国的投资虽涉及基础设施与采矿，但从招聘中国工人到可能的设备、材料进口依赖，未深度嵌入当地供应链。这种“闭环式经营”不仅让当地无法从项目中获得就业、采购等附加收益，还强化了中企“只取资源、不惠民生”的印象。

2、该事件的发酵还需置于更广阔的地缘与外交语境中，而政局变动风险则是地缘博弈与本土治理交织下的核心传导载体，其对跨境矿业企业的冲击兼具突发性与连锁性。

3、突破传统单一法律尽调局限，将民生关切与文化适配纳入前置风险评估体系，精准识别东道国法律红线、社会民生痛点及文化禁忌，为项目落地筑牢前期认知基础。

正文

2025年11月13日，吉尔吉斯斯坦（下称 “吉国”）安全部门悄然逮捕中资科明资源集团中国籍CEO；11月26日，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此事，既强调“中企需合法经营”，也呼吁“吉方公正执法”。

实际上，中国企业在吉国参与投资经营与吉国产生冲突的情况问题已久。2018年中吉合资企业遭纵火事件；2012年紫金矿业在吉国工人与当地人发生大规模斗殴事件；2019年当地牧民与中国金矿工人冲突事件；2020年吉国取消了和中国企业在当地兴建工业贸易物流中心的项目；2015年11月，中企CEO被捕事件发生仅两天后，吉国楚伊省的公路项目爆发中外工人斗殴事件。

上述一系列相关事件也折射出跨境矿业乃至海外投资的核心困境：在全球地缘博弈持续加剧、资源国监管政策日趋严格的大背景下，单纯的法律合规已无法实现全面避险，海外投资建设需同步配套本土化社会融入能力，否则极易触发从项目停摆到国家形象受损的连锁负面反应。

本文将以中企CEO在吉国被捕事件为切入点，深入分析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建厂的风险考量维度、路径规划逻辑与实践落地策略。

一、中企出海面临的风险挑战

（一）东道国“法律”和“民生” 双重红线

吉国对科明资源集团的指控并非单一的生态违规，而是违法和民生侵害的叠加，每一项指控都对应着当地社会情绪的积累：吉国安全部门明确指控对矿山“造成特别大规模的山体和环境破坏”，而法新社披露的细节更触达民众痛点——当地居民早在今年初就持续投诉，矿山勘探污染水源、威胁依赖生态的旅游业，甚至可能加速冰川融化。这已远超“土地破坏14398.6平方米”的法律数字，直接关联民众的饮水安全、生计保障与生存环境，成为社会不满的导火索。

（二）本地化问题

中企海外投资建厂的最大“暗礁”，往往不在法律条文里，而在社会融入的细节中，具体呈现三大矛盾：

1.用工本地化问题：吉国经济学家努尔古尔・阿基莫娃的评论指出，中企项目从工程技术人员到工人都从中国调来，不仅让当地人产生工作被抢走的不满，还推高了局部地区住房短缺与租金上涨。这种错位并非个例：比亚迪在巴西投资建厂时，因远调中国工人、限制活动范围、违规劳动时间被起诉；越南中企因薪酬条件引发工人罢工；欧盟直接修改法规，强制要求中企增加当地零部件采购与雇佣比例。这些案例证明：“中国特色用工习惯”若不与当地适配，即便法律合规，也会触发社会抵制。

2.供应链本地化问题：中企在吉国的投资虽涉及基础设施与采矿，但从招聘中国工人到可能的设备、材料进口依赖，未深度嵌入当地供应链。这种“闭环式经营”不仅让当地无法从项目中获得就业、采购等附加收益，还强化了中企“只取资源、不惠民生”的印象。

3.劳资文化问题：中国工人吃苦耐劳的特质在海外也可成为矛盾点，比如比亚迪巴西工厂的劳动时间事件、越南项目的薪酬争议，本质是将“中国效率”直接套用于当地劳资体系，忽视了不同国家对工作时长、薪酬福利、员工权益的法律与文化差异，如果文化差异盲区不提前化解，极易升级为显性矛盾。

（三）地缘博弈与外交协调的双重背景压力

该事件的发酵还需置于 .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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